民国历史冷知识（14）

1945年，在重庆的一次聚会上，郭沫若被介绍给了廖兵兄弟。廖兵哥哥告诉他，他姐姐的名字叫廖兵，所以他叫他廖兵哥哥。郭突然意识到，说：“哦，我知道。邵立子的父亲一定是邵立，郁达夫的妻子一定是于达！”

1947年，四川大学开始招生。一位在国外学习的博士教授康德的哲学，这是许多学生无法理解的。考试期间，一名学生给自己打了零分，并留言：“老师，你的课很好，但学生的资格太差，所以他不能回答问题。我希望老师能照顾好学生的面子，不要给他零分，让学生给他零分。”老师拿到试卷，看到自己的0字书法非常好，信息也很符合逻辑，于是他加了6个字，改为60分。老师的举动极大地鼓舞了其他学生。

沈建始先生和他的兄弟沈银默先生曾在北京大学任教。周祖默回忆说，沈建始“高大英俊”。向他走来的沈先生被描述为“彬彬有礼、端庄端庄、脚步轻巧、鞋子优雅、姿态摇摆、高大优雅、左右摇摆”。当建始先生讲课时，他经常闭上眼睛，下课后出去，因为他经常陶醉于其中。每当一个学生表达他的困惑时，他总是以一种意想不到的语气问道：“你不明白吗？”他非常不满意。事实上，即使是读过语言学、音韵学甚至《说文解字》的学生也从未听说过他的话。

1948年12月，许多人离开北京去国外或台湾。在那些离开的人中，年龄较大的人不多，而且大多数是中年人。一对年轻夫妇从美国到清华仅几天时间，就立即返回美国。金岳霖后来回忆说：“这个事实很清楚。国家的地位不能留住这些人，但阶级的地位可以让他们离开祖国。”

廖继平曾与王湘琦一起学习。他是所谓现代文学流派的大师。他不同于俞屈原和孙仲荣这两个古典文学流派。章太炎以善于消化于孙之学而闻名。因此，廖继平一生中最恨太炎，而《攻坚记》也积累了一些多余的脚。有一年，泰岩计划访问四川。廖一文诽谤他：“你来的时候，我会打电话给社会公开和你争论。”之后，章太炎没有来。廖泽很得意地对别人说：“章太炎怕我，不敢来。”

邓志诚的祖父是前云南、贵州和广东省长邓廷珍。邓不太喜欢白话。如果学生的试卷中使用“得”，他会将其改为“直”。一天，他用浓重的西南官话说：“同学们，请你们理解，城里有一个姓胡的人。他叫胡适。他说胡话。”

五四运动把青年人的反叛热情推向了高潮。今年的一位目击者说：“当我在南京暑期学校学习时，我曾看到一个年轻人取消了他的名字，并称之为‘他，你和我’。后来，在北京，我在北京大学第一院门口遇到了一位朋友，她带着一个理发师。我问她：‘你姓什么？’她盯着我看了一会儿，喊道，‘我没有姓！’并写信否认他的父亲：‘从某一天起，我就没有姓。’”认出你是我父亲。每个人都是朋友，朋友是平等的“丁玲女士不姓丁。她认为“丁”这个词很容易写，所以她决定改姓丁。

林语堂和妻子廖美峰的婚姻非常和谐，他们在林语堂的建议下烧毁了结婚证书。”结婚证是结婚的证明。林说

石良才曾经说过，“国有的民族性，报纸有报纸的个性，人有个性”，他认为“报纸是人民的喉舌”。除了特种部队的压迫，他们还必须为人民说点什么，才能站起来。”一次，蒋介石和史良才谈话。蒋介石说：“我着火了。”。我手下有一百万士兵！“石广生冷冷地回答说，”我手下有一百万读者！1934年11月13日下午，在上海杭州路上，54岁的石良才遇刺。

胡适曾感慨地说，中国有句古话，“权不可屈，财不可淫，此外，还应加上另一个“时尚不能被追随”。

1918年北京大学从中国哲学专业毕业时，老师和学生们一起合影留念。老师坐在前排，学生站在后排。作为文科系主任，陈独秀碰巧与该系讲师梁树明坐在一起。梁漱溟非常谨慎，把脚放在椅子下面。陈独秀很随意，把脚放在梁漱溟面前。照片冲洗完后，班长把它们发给了陈独秀。陈独秀看了看说：“很好，只是梁先生的脚有点太远了。”班长说：“这是你的脚。”陈仔细看了看。如果是这样，他忍不住笑了起来。

沈银默的原名是沈俊默。有一次，一位朋友跟他开玩笑说：“你平时都很沉默，为什么还要再吃一口呢？”这意味着他的名字中有一个词“莫”，而“阴”下有一个“口”，这是多余的。沈银默对此表示赞同。平时，他既不健谈，也不善于言辞。当时，袁世凯政府不允许人民谈论国家事务。你为什么要多说话？此外，北京大学还有一位名叫张俊模的老师。不熟悉的人常常把他们搞糊涂，造成不必要的麻烦。为了便于区分，沈寅恪干脆去掉了“君”这个词的“口”，并将其改名为“寅恪”，从那时起就开始使用。

有一次，林语堂在杭州玉泉买了一块铜麻雀砖。付钱后，他告诉摊主这是假的。“你为什么要买假古董？”摊主严厉地问，林回答说：“我收集假古董。”

张伯玲作为南开系列学校的总校长，只领工资，外加马票，收入远低于普通教授。他经常步行去学校上班，甚至出去开会，很少坐公共汽车。有一次，张伯苓出去开了一个重要会议。会后，会场门口的服务员以为他是坐车来的，就问他：“你的车号是多少？”他回答说：“第十一个。”然后他走开了。

在北京女子师范大学事件中，时任教育部长的张士钊下令解散女子师范大学。随后，北京大学理事会决定“张士钊是教育界的罪人”，并宣布北京大学脱离教育部。马玉藻等人随后发表了北京大学校务委员对张士钊的声明，张士钊不承认张士钊为教育部长。

刘半农和钱宣通有着良好的个人关系。有一次，钱玄同开玩笑说：“你为什么叫班农？”刘半农的回答也很有趣。他说：“我从事笔耕，不是班农吗？我的父母和祖父母都是耕地。我的名字叫‘班农’，可以表明我的身份，也可以记住历史。”

在蔡元培成为北京大学校长之前，大多数校务会议都是用英语召开的，尤其是预备学术会议，所有这些会议都是用英语召开的。不懂英语的中国教授就像聋子一样坐在那里。非常痛苦。蔡元培来到北京大学后，他提议校务会议上的所有发言都应该用普通话。外国教授反对。他们用英语说：“我们不懂中文。”蔡元培针锋相对地回答：“如果我在贵校教书，是因为我是中国人，你会在会上说中文吗？”这位外国教授说不出话来。从那以后，北京大学在会议上一直讲普通话，不再讲英语。

1921年春夏季，北京爆发了一场反对北洋政府黑暗统治的工资斗争，旨在发展教育，争取教师的生存权。参与的学校包括北京大学等八所高校。每所学校派三名代表组成“北京国立专科学校教职员工联席会议”，并举行示威请愿活动。在多次向教育部询问结果后，来自各学校的1000多名师生向北洋政府国务院请愿。钟先生参加了请愿，并被军队和警察殴打。北京大学校长姜梦麟受伤，无法动弹。北京大学法学院院长王家驹、教授马旭伦和沈世元头部骨折、额头骨折、血流和身体破裂，生命危在旦夕。李大钊不省人事。此后，在全国的支持下，八所学校四个多月的工资需求和教育经费争夺终于以教育家的胜利而告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