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居笔记的书写始于1992年，于1994年完成，历时两年多。为了写这本书，我辞去了学院的行政职务，停止了工作。因此，我花了两年多的时间，几乎是全心全意地。花这么多时间写11篇文章效率很低，但我的写作与调查有关。我写的很多地方不得不一次又一次地去，我不能很快起床。我记得有一次，为了核对海南岛一处历史遗迹的对联上的两个字，我无法准确地回答几个字母，所以我不得不再去一次。用经济得失来计算这种做法是荒谬的，但文章中还有其他得失，也就是所谓的“虚心知得与失”。从总体规划来看，这本书是我直接访问中华文明的第二阶段。故事的第一阶段是“文化之旅”。在那本书中，我带着生活的困惑，寻找文物和文化遗址，然后告诉读者我的惊喜和感动。然而，当我们完成写作时，我们发现除了需要参观的具体文物之外，还有许多整体性的问题，比如政治成就和文化情结的相互觊觎，文化灵魂的毁灭和恢复的流放，对于商业文明和中国文化之间的狭窄道路来说是如此之大，千年科举考试给社会历史留下的成就，给群体人格留下的祸害，中国文化中罕见人格被打断和牺牲的必要性，当然，对于绅士和恶棍之间的重要界限的普遍而困难的划分，不可能轻易找到答案。我所能做的就是让读者感受和体验当代生活。这构成了《山居笔记》的基本内容。稍大一点的读者应该记住，这些问题在十年前是不方便公开谈论的。当时，甚至对清朝统治者给予了更积极的评价，将私人金融业的整体分化归结为太平天国运动的主要原因，也没有充分肯定朱子的“唯心主义”的重要前提，在维护社会管理和文明传承的意义上赞扬科举制度，会引起许多批评“左”派的人的警惕，更不用说打破时限，谈论“左”；流放ldquo；反派ldquo；“包围啄食”，这很容易与现代命题联系在一起。因此，我要感谢《收获》杂志，它当时敢于发表这些文章。至于我自己的勇气，来自我个人的感受和对十年浩劫中国家苦难的反复思考。这种思想始于大屠杀初期贫苦父母的监狱灰烬，在大屠杀中期的军垦农场长期艰苦的劳动中继续，在大屠杀后期的故乡山庄的孤独岁月中加深。还记得大屠杀后一些黑暗阴影的起伏。幸运的是，1978年严冬在北京举行的一次会议改变了中国，我获得了生存的尊严。既然一切都来自苦难，我问手中的笔：你还怕什么？我只担心灾难中的思想会过于愤怒，失去极端，所以我想从调查和阅读中得到更广泛的时空证实。正是在这个过程中，我注意到了海外汉学界。因此，许多高级专家和学者出于不同的原因提前出国。毕竟，他们避免了接二连三的政治运动，有足够的时间进行研究，研究方法引入了国际学术标准，在科学性和宏观性方面远远超过了甘家学派的考证水平。但十年前，国内学术界很难理解他们的研究成果。即使到了今天，尽管一些专著已经传播到了大陆，但仍然很难在专业期刊上看到以分散文章形式发表的具体研究。正是香港在国内外积累了比较完整的研究成果，所以我总是利用机会在那里讲课，贪婪地备课。不久前，我记得一位先生写了很多文章批评《山居笔记》，他说他在国内一所大学编辑和印刷的材料中找不到我讨论的依据。我回信感谢他真诚的来信讨论，并解释说材料已被海外学术界密切展示，详细资料存放在中国香港大学图书馆，答应下次去时给他一份。中国香港大学在山区。为了学习资料，我住在一个叫曙光楼的简陋宿舍里，所以我有了“山居”的说法。回想起来，写这本书最大的困难不在于辩论的勇气、跋涉的痛苦或考证的麻烦，而是在提炼深邃朴素思想的精髓，使之易于感受，并将神秘微妙的感受释放给更多的人群。这相当于用手掌压碎石头，用体温融化固体冰。每一个字、每一句话都有说不出的艰辛，但艰辛的结果是人们感受不到艰辛。写完这本书后，我又写了一篇人生散文，然后进入了文化研究的另一个新阶段，那就是，驱车数万公里去参观在人类历史上有重大影响的所有文明。一路走过危机，但从不退缩，因为我在陌生的异域荒原中找到了回归中华文明的方向，并在国内调查中不断纠正各种情绪。我写的续集是《开罗死城边缘的山地住宅笔记》、《耶路撒冷的小巷海湾》和《南亚被沙子覆盖的大炮》。我从那里了解到，即使我在中国各地旅行，也很难真正了解中国。因此，我经常和我的同龄人一起叹气：“ldquo；我不知道庐山的真实面目，只是因为我在这座山上——除了繁体中文版的台湾尔雅版，简体中文版的这个文汇版已经印了35万册。我个人从读者那里买了12个偷来的版本。我经常在报纸和期刊上看到人们否认当前盗版的严重事实，批评反盗版是“炒作”，所以我专门编辑了26起盗版案件，并将其放在了《霜寒河》精装本的开头，其中选印了八种不同被盗版本的《山居笔记》，使文化窃贼无法否认。谁知道这些年来，利用我的长途冒险，他们在中国变得一团糟。他们只是想用诽谤来掩盖盗窃行为。就连那一年的阴暗阴影也被拉了出来。当然，对他们来说再也没有说服力了，所以这本书第一版的替代品被删除了，其他地方也有一些相应的变化。是时候嘲笑他们没有仔细观察手中的赃物了：文明与邪恶不能混淆，历史与法律不能欺凌，这正是本书的内容2001年11月3日